中央苏区时期红军供给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
来源:赣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9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9-11-07
朱钦胜,罗海萍
[摘 要]:中央苏区时期,依靠红军自筹给养的方式,在资源过度消耗中遇到困境,为了维持红军队伍的生存和发展,苏区中央局适时作出供给政策的转变,并采取各种措施保障红军给养。这是党在中央苏区军事建设历程中进行的一次新探索,红军正规化的军事后勤保障体制初步形成,在此后的革命战争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中央苏区; 红军; 供给政策
  军队的后勤保障作为整个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各路红军,外部面临国民党大批军队“围剿”,内部面临资源不断消耗,庞大的红军队伍如何生存发展,是当时面临的最大困境。后勤保障的供应,是红军立足的物质基础,在当时紧迫的战争环境中,能否有效保障红军的供给,关系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存亡以及中央苏区红军的生存发展。
目前学术界对中央苏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深入研究,关于红军供给的相关成果也不少,但对中央苏区时期红军供给政策转变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本文试图在学界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围绕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红军供给面临何种“困境”,中共是如何应对,以及供给政策转变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对中央苏区时期红军供给政策的转变作初步探讨。
  一、自筹给养面临的资源困境
  中央苏区主要包括赣南、闽西两大区域,长时期统领的县级政权有 22 个,中央苏区初步形成时,人口约有 400 万,[1]450当时红军主力部队主要有红一方面军,辖红一、三军团和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红二十二军,1930 年冬增加红三十五军,总兵力约 4万人。[2]703中共领导的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苏维埃政权尚不稳固的情况下,红军的给养基本依靠自身筹集,主要包括经费、粮食、武器装备及其他军需物资,尤其是经费和粮食,毛泽东同志当时已经敏锐地洞察“财政和粮食问题,不待说对于‘反围剿’是有重大意义的”。[3]
  1930年10月—1931年 9 月,蒋介石调集重兵连续对中央苏区进行三次大规模“围剿”,苏区内部资源消耗严重,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形势。红军自成立以来,依靠打土豪、捐款、缴获等自筹给养的方式难以为继,军队供给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一) 地主、豪绅群体大量消失
  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打土豪筹款这种能在短期内快速筹集革命经费、物资的办法,成为解决红军给养的最主要来源,它与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政治、经济斗争密切相关,是采用强制力量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当时打土豪的方法是“红军每到一地,就要进行如下工作: ( 1) 调查土豪情况,( 2) 贴布告,打土豪,( 3) 公审土豪劣绅,( 4) 分土豪浮财”。[4]4581931 年 3 月红军第十二军政治部发布的《筹款问题训练大纲》明确规定“坚决进攻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经济基础( 对地主要捉人逼缴罚款,没收财物散发穷人,地主走了贴条子威吓,罚款能得多少就要多少) ”。[5]700从阶级革命的角度出发,地主豪绅无疑是红军最主要的筹款对象,这不仅能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斗争,也能快速有效地筹集军队给养。但随着割据时间变长,中央苏区及周围的土豪劣绅多半打完或者逃离,这些群体的消失一方面是土地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使红军的给养逐渐面临困境。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报告中描述“经济封锁,农产品不能流通,加以土豪劣绅将现金转走,赤色区域的腹地没有土劣可以打,消费甚巨,均感困难,公益捐只能提供少许政府的用度,扩大红军及各项招待费,斗争费,实无法筹到”。[6]356-357伴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原本以打土豪筹款解决军队给养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困难。
  ( 二) 商人、富农捐款遇瓶颈
  商人捐款是军队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尤其是城市资本家,这种方式与打土豪筹款有明显区别。革命战争之初,中共制定了保护城市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对商人资本不进行没收,“按累进法大商多捐,中商少捐,先捐大商,后捐中商。”[5]700如 1929年 3 月 14 日,朱、毛部队到达长汀后,对反动派的财产进行没收,并向商人筹借军饷 2 万元,“因此,军饷颇能补充,到汀后红军即发日用费,官长、士兵、俘虏一律平等待遇。”[6]62-63此外,苏区的富农群体也是当时的捐款对象,富农在当时的农村社会中占有一定比例,他们自己参加劳动,一般有余钱放贷。土地革命广泛开展后富农成为捐款对象,对富农一般实行动员捐款,不没收其财产,捐款数量按照其实际经济能力而定。
  尽管中共制定了一些保护商业贸易的政策,但国共双方较量的战场并未给商业经济留下足够的回旋空间。国民党在前期军事“围剿”失败后,通过封锁中央苏区的方式,限制苏区与外界的沟通,这种“赤白”区域的对立,逐渐由政治、军事对立发展为政治、军事、经济三位一体的对立,给苏区经济发展和军队供给造成了很大困难。中央苏区的商人群体和资本力量本就十分薄弱,加上战争环境的影响,商业资本处于不断消耗之中。1930 年 7 月召开的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到: 由于“打土豪,资本家将钱外投,纸木无出口,有人将钱埋藏,南洋无钱寄回。”[6]312战争在无形中大量消耗着商业经济,导致资本散乱,增加商人捐款的难度。而对富农的捐款政策也由“不消灭、只捐款”,逐渐发展为过度打击,后期捐款工作更显困难。
  ( 三) 战争中消耗加剧
  军队的供给除了从苏区内部及边缘地区获取外,早期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红军能从中夺取大量军备粮饷资源,对于解决红军所需物资起到一定作用。1930 年 12 月 10 日中共中央给红军发布的训令中指示: “红军各部队的军械、军需( 粮秣被服) 之补充,主要的夺自敌人,其次的在苏区内由当地军委筹备。人马补充,军医设备以及伤亡抚恤应在巩固的苏区政府之下规划举行。”[7]当时红军能利用缴获敌人的大批战利品补充自己,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的开国上将刘亚楼在 1931 年《横扫七百里》一文中写道: “从富田向东……,一路经过市镇,都是敌人的后方补给站,大批弹药、白面、大米原封不动地堆放在房子里。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干得真不坏。”[8]96-97
  但是随着交战次数的增加,夺取国民党军队的粮饷及装备变得愈加困难。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机关,在长期与红军作战过程中学到了一些经验教训,从前通常不先经过仔细侦察,便带着粮饷军械深入中央苏区,经过多次的交战经验,国民党军队懂得采取更为谨慎的方法,比如先派飞机侦察探明红军的布置、兵力以及当地的地形,把粮饷军需留在后方,然后再开始进攻。国民党军队有大量精良的武器装备以及稳定的后方补给,然而红军在作战过程中,缺乏稳定的后勤供应,需在战前大量地筹措战略物资。国共双方这种战略补给的差异,使红军在持续的反“围剿”战争中面临巨大困难,军队供给在敌我消耗中逐步陷入困境。
  苏区中央局在第二次反“围剿”后,对红军的筹款工作总结到“准备战争给养这是红军作战中主要条件之一,红军每每因为经济关系离开苏区,或改变战略,所以在二次战争准备中分配红军到广昌、于都、石城等地分期筹款,同时发展群众工作,可说在四个月中是用了很大的力量,花了很长时间去进行这一工作。”[4]429随着反“围剿”战争形势的加剧,红军筹款任务越来越重,有时甚至影响作战计划,军队供给在资源过度消耗中面临的困境日益凸显。
  二、中央苏区红军供给政策的转变
  随着反“围剿”战争的进行和红军队伍的扩大,军费开支日益增多,军队难以在作战和筹款二者之间平衡。经历三次大规模的反“围剿”战争后,中共各部门对军队供给困难已有所意识,1932 年 2 月 8日中共中央局发布指示信: “最错误的就是不认识红军主力是要与敌人主力作战与消灭敌人主力的,而把肃清民团土匪,发展新苏区,筹措给养也加在红军主力身上,甚至地方武装的经费也依赖红军供给,结果妨碍了红军对于他本身任务的执行。”[9]668可以看出,当时中共中央已经认识到红军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为了保障革命军队的发展,巩固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适时作出红军供给政策的转变,力图通过制度优化的方式,突破红军供给困境。
  ( 一) 从自筹到统一供给
  1931 年 11 月,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中央苏区政权逐渐巩固,各种经济也得到一定发展,财政收入有了更多的渠道。中央政府认识到财政统一的重要性,“现在临时中央政府既已经成立,统一财政是目前一件极重要的工作。因为财政若不统一,是要影响行政和军政的。”[10]1038
  1931 年12 月,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在苏区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对财政制度和财政运行进行了规范,包括苏区财政收入缴交、支出实行严格的预决算,严格履行领款程序和实行统一的簿记制度等,建立起了统一的财政体系。中央苏区财政经济的统一,成为红军供给政策转变的重要前提。1932 年 6 月 27 日苏区中央局通过决议“红军的主力必须集中,必须最大限度的迅速行动; 要努力做到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务( 当然不是说红军不做群众工作) ,使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11]1932 年 7 月开始,中央苏区实行财政供给的转变,取消主力红军筹款任务。
  到 1932 年 9 月第四次反“围剿”前夕,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财政统一问题的训令》指示: “中央政府为着统筹与充足供给前方战费,以便红军专力消灭敌人起见,特派毛泽民同志为中央财政特派员,参加前方筹款工作,建立财政系统,统一财政。今后凡属各级政治部、各直属队和新区所成立之革命委员会等一切财政之收入,必须按照下列办法呈报总政治部及中央财政特派员,以便汇集具报中央财政部,以资财政统一。”[12]1695 - 1696毛泽民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以中央财政特派员的身份,负责筹款中的财政工作。
  为了切实保障红军给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 1932 年对红军部队的各项供给费用作了规定,其中包括: ( 一) 伙食费,每人每日暂定大洋一角; ( 二)马干费,供马匹所食买草料之费用; ( 三) 办公费,笔墨、纸张、文具、印费、灯油、宣传费; ( 四) 擦枪费,供擦拭枪炮用费; ( 五) 津贴费,津贴特别技术人员之费也,每月至多不超过大洋十元; ( 六) 杂支费,乃日常一切零星复杂开支之费; ( 七) 草鞋费; ( 八) 零用费,发给各个指挥员、战斗员作零星使用之费也;( 九) 特别费,因特殊情形要开支之费。[10]1119 - 1124
  由于红军编制的变更、扩红运动的开展以及物价的变动,中革军委对红军部队的供给标准分别于 1933年和 1934 年作了调整,以 1933 年 7 月 30 日中革军委发布的训令为例,规定了军队各项费用的新标准,如伙食费,前方部队在苏区时,发现品给养,每人每日发米 1 斤 6 两,外加油、盐、柴、菜钱大洋 4 分; 如到白区作战,每人每日大洋 1 角 2 分。后方部队和工作人员,实行现品给养,特殊情形时以代金给养。工作人员和机关部队每人每日发米 1 斤 4 两。[13]对各部队、各军队办事处的办公费、日常军用开支也有新的标准,如擦枪费、军事技术人员的津贴等。以上供应标准是首次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府名义发布的。至 1934 年,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中革军委又颁布了新的训令,降低了军队部分杂支费用。
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军队实行官兵一致的供给制,即红军部队从军长到伙夫,不领取薪饷,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官兵待遇平等,物质大体上是平均供给,经费充裕时发 2 角或 4角的零用钱。这种制度在红军初创时就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罗荣桓回忆: “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以后,因为斗争很艰苦,那时最需要的是官兵艰苦与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致。”[4]531土地革命时期基本上采用了官兵待遇平等的供给制,与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雇佣制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这是保持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重要条件,也是保障军队发展壮大、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
  ( 二) 保障红军供给的各项措施
  红军供给政策转变后,中央和各级苏维埃政府承担了大部分革命战争经费的筹措。在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中,为保障红军给养,中共采取了各种措施,为中央苏区军队的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巩固赢得了空间,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 统一财政,增加税收。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实行统一财政。在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规定: “中央政府根据宪法的规定,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田赋、丁粮、苛捐杂税、厘金等,实行统一的累进税。”[4]467当时的税收主要包括农业税、商业税、工业税等,对红军及红军家属,按照优待条例免税。“整理税收,树立财政基础,特别是对于红军的供给,大大减少了红军筹款的负担,使红军能以全力发展到进行革命战争。”[4]468税收工作有了一定起色,这是保障红军给养的重要来源。
  在此基础上,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重视经济建设的开展,尤其是农业生产,毛泽东在二苏大的报告中说: “农业税依靠于农民的革命热忱,使之自愿的纳税。”[4]478对当时的中央苏区来说,提高农业生产是一件极为迫切的事,各级苏维埃政府号召广大群众进行春耕、夏耕、秋耕等运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对于工商业经济,苏维埃政府采取保护政策,尤其是生产和经营军民稀缺物品的工商业,这对发展苏区经济,充裕红军供给起到一定作用。这一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民众,通过一定的税收保证红军给养,支持了革命战争的进行。
  2. 设立粮食调剂局、粮食合作社。“收集与调剂粮食是保障红军给养与充足群众粮食的重要工作,因此必须用力加强粮食调剂局和粮食合作社的工作,有计划去收集和囤积必要数量的粮食。”[13]617粮食是红军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为解决红军的粮食给养,中央苏区设立了粮食调剂局,其核心任务是调节粮食生产与销售,稳定市场粮价,保障军民的粮食供应。1933 年 5 月 20 日,中央国民经济部发出《为发动群众节省谷子卖给粮食调剂局》第一号训令,要求在最近两个月内每人设法节省 1 斗谷子,卖给粮食调剂局,以帮助缺粮地区群众渡过夏荒,同时支援红军。[2]837粮食调剂局的设立,对于保障红军供给起到重要作用。
  时任国民经济部部长的吴亮平在 1933 年 9 月《经济建设的初步总结》中指出: “经过了我们党的动员,与各地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努力,在群众的热烈拥护之下,我们迅速的解决了粮食的困难。……调剂局的这一工作对于粮食价格的调济与政府的红军的给养的解决,是起了相当的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15]236此外,中央苏区还大力创办粮食合作社,1932 年 7 月,“省委在决定六七月份工作中,号召江西苏区全党建立粮食合作社六百五十个……努力准备秋收,收集粮食”,[14]596合作社由群众入股,股金钱粮均可,主要是用于保障根据地军民的粮食供给。
  3. 开展节省运动。对中央苏区几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实行更为严厉的经济封锁。为了支援红军作战,中央苏区的党政机关、民众开展了广泛的节省运动。在党政机关中,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要领导群众团体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9]6271934 年,节省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当时《红色中华》刊载:“在政府方面节省行政经费,节省粮食,自带伙食等运动都在进行着,特别是中央政府各部,在三月份及最近半个月来的节省运动,得着更伟大的成绩,行政经费一般的做到比二月份减少百分之四十以上,普遍的实现了每人每天节省二两米一分菜钱又一个铜板。”[16]这一时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廉洁自律,形成了“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佳话。
  除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带头节约,广大群众也加入了节省粮食运动。1934 年 4 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人民委员会为节省运动的指示信》,号召“为了充分保障红军给养,立即在群众中开展每人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的群众运动。”[16]节约和爱惜粮食,逐渐成为苏区民众的共识。此外,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人员也参与节省,每人每天节省二两米。节省运动在中央苏区广泛开展,节约了大量粮食支援红军。
  4.进行经济动员。自取消红军筹款任务后,中央和各级苏维埃政府承担了大部分革命战争经费的筹划,这对于经济刚刚起步的中央苏区来说,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保障红军给养,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还采取经济动员的方式筹措革命经费。1932年 6 月,《红色中华》报刊载: “发展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对红军作战经费经常供给和接济,是决定战争胜利重要条件之一,这是目前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行革命战争公债的重大意义。”[17]为筹措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经费,临时中央政府发布训令,“为充分准备革命战争经济,使红军能继续胜利去消灭敌人争取江西首先胜利。……更要动员群众在经济上的帮助来保障革命战争的经费,不受其任何困难和阻碍,而影响革命战争的进行。”[18]
  1932 年 7 月中央政府发行了第一期 60 万元的短期革命战争公债,同年 10 月,中央政府再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 120 万元。这些公债的发行得到苏区群众的有力支持,基本超额完成。为了支援革命战争的进行,不少群众购买公债后,无偿退还政府,作为支援战争的捐献。除了革命战争公债外,1933 年 7 月还发行了 300 万元的经济建设公债,一方面为充裕红军给养,一方面为发展经济建设。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充裕红军给养,解决当时的财政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红军供给政策转变的影响
  红军供给政策转变后,对中央苏区军队的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产生了较大影响。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来看,相对稳定的后勤保障,为军队作战能力的提高、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创造了新的条件。
  ( 一) 成效
  1. 军队财经纪律得到加强。红军供给政策转变后,军队的财经纪律得到加强。1932 年 9 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总经理部针对红军中财政收支系统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发布《关于红军财政统一问题的训令》“一、在不妨害革命战争与消灭敌人的情形之下,各部队与直属队在新区所筹之款,要按各级组织,依照各种表册,登记与按时呈报; 二、新区新建立的革命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对财政方面,同样要每周将筹款情形填表具报总政治部及中央财政特派员; 三、红军部队每旬所筹之款,须一律如数交至本级经理机关或上级经理机关转解中央财政部; 四、各级经理机关收到各政治部所送之款,除给予正式收据外,同样要汇解总经理部”。[12]1696此外,对军队的供给实行预决算制度,各级部队将每月用费,按照规定造成预算书,经上级机关批准后,按照预算领取每月用费,把各部队的收入支出纳入财政统一管理。这些制度的实施,逐渐改变了以往各部队各自收支的状况,减少了军队中不必要的铺张浪费。《训令》下达后,红军各系统普遍贯彻执行,经过一年多实施,初见成效。当时红十二军经理部会计科科长赵镕同志回忆: “各种制度在部队内一开始流行,虽觉完备,但是更加复杂。”“经过培训会计干部,用表格式新簿记代替旧式帐到 1933 年就完全推行下去了。会计制度( 预决算) 也逐步建立起来了。1933 年 5 月我到方面军供给部任会计科长,当时一项出差费也都作了具体规定。……当时前后联系( 送批预决算) 都是利用兵站,从不丢失,兵站工作很正规。”[8]184虽然这些制度实施的范围限于中央苏区及邻近的根据地,但在军队的正规化建设中意义重大,体现出中共严格军队财经纪律的特点。
  2. 军队供给系统更加完善。红军供给政策转变后,后勤供给机构进一步完善。原来军队的供给机构总经理部改为总供给部,由杨至成任部长,在方面军、军团、师三级设立供给分部,团一级设立供给处,各供给部门还增设了供给、采办、会计等专业人员。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提高办事人员效率,1932年冬中央苏区创办了红军供给学校,校址位于瑞金九堡,由杨至成兼任校长,归总供给部领导,教员基本上由各供给部门担任现职的采办、会计等专业人员担任,此外学校还设立了供给队、会计队等,学员最多时达 200 余人。[8]192红军供给学校自创办后,一直致力于培养后勤业务骨干,直到长征转移后,供给学校才停办。这一时期红军后勤工作取得了较大进步,不仅设立了中共军队历史上最早的后勤学校,还培养了大批军队后勤业务骨干,大大提高了后勤供给机构的办事效率。红军后勤机构的进一步完善,在保障军队供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紧迫的战争环境中,红军的后勤供应离不开后勤机构的高效运作,它有利于中央苏区有限的资源得到更高效的利用,也能更好地适应战时特殊环境下红军的作战需要。中央苏区时期,红军供给系统的进一步完善,不仅在当时的革命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延安时期乃至解放战争时期军队供给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3.为第四、五次反“围剿”提供了保障。红军供给政策转变后,很大程度上解脱了红军的筹款重任。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如果缺少最基本的军队供给,反“围剿”战争将难以维持。红军供给政策的转变为军队战斗力的提高提供了更大空间,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蒋介石调集 40 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左、中、右三路包围,在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下,中央苏区物资得到供应,主力红军得以在作战前线投入更多兵力。当时为了弥补战争经费的不足,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于 1932 年 6 月和 9 月先后发行两期革命战争公债,为保障红军的粮食供给,临时中央政府发布训令向群众借谷 20 万担,苏区民众积极响应,很快完成了任务。同时,各级政府加强粮食调剂局和粮食合作社的工作,保证了红军的后勤供给。红军后勤供给有一定物质保障后,主力向赣东北方向出击,进行了建黎泰战役、金溪资溪战役、黄陂之役、草台冈大捷等,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一时期中央苏区的红色区域迅速拓宽,使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连成片,并于 1933 年 5 月成立闽赣省,同时在中央苏区南部设立粤赣省。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至 1933 年夏、秋间,中央苏区疆域迅速发展,进入鼎盛时期。[1]5771933 年 9 月,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的方针,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围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期间,根据地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为保障红军的供给,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中央苏区于 1933年 5 月和 1934 年 2 月先后两次大规模“扩红”,军费开支急剧增加。这一时期红军军事行动处于被动局面,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些经济措施来克服困难,比如“收集粮食保障红军给养,同时调剂粮食市价,发展苏区经济,是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条件之一,这一粮食的来源,最大的是建设公债,其次是土地税与红军公谷”。[19]根据地各级政府为保证红军的供给,开展了借谷运动、节省运动、发行公债、号召军民捐献等,主力红军在基本不能获得外部补给的情况下,仍然维持了一年多的反“围剿”战争。
  ( 二) 不足
  中共作为当时的年轻政党,领导苏维埃革命时显示出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军队的后勤供给仍然面临不少现实挑战,历史的复杂性即隐藏其中。首先,国民党方面投入越来越多的军事力量对中央苏区进行封锁,1932 年 10 月- 1933 年 3 月的第四次“围剿”,调集兵力约 40 万人,第五次“围剿”兵力达 100 万( 直接用于苏区的50 万) ,苏区面临日益严重的外部军事压力; 其次,红军数量后期猛烈扩大,据刘伯承回忆,第四次反“围剿”时,中央根据地主力红军共 4 万多人,从1933 年 5 月起到同年 9 月又增加新兵约 6 万人,红军总数达到 10 万人。按照当时主力红军伙食标准每人每天 1 毛 2 分计,每月光伙食费就要 36 万元。[4]445此外,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刚刚起步,土地税、商业税、工业税等财政收入十分有限,内部面临紧张的财政压力。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苏维埃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措施保障红军供给需求: 一是大量发行苏区货币; 二是发行公债、借谷票、借谷证等,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应广大的动员群众,使他们了解全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不仅在政治上,并应在经济上担负起保障红军给养与战争经费的充裕。”[9]625这些方式,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紧张的压力,但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普通民众的负担。在当时中央苏区有限的地域环境中,依靠政府统一供给无法彻底解决军队需求,所以后期一度恢复了红军自筹给养的办法,以补政府财政供给之不足。不同以往的是,中央苏区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后,军队的收入支出实行严格的财政管理,所筹集的款项不再由各部队自由支配,须交中央财政部统一规划供给。后期恢复红军自筹给养的办法,也只是一种辅助性措施,军队大量的物资供给仍来源于中央财政的统一供给。
  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从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来看,红军供给的统一是必要的。在频繁的反“围剿”战争中,中央苏区面临越来越紧张的形势,中共适时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筹措革命战争经费,对革命战争的顺利进行及军队的发展无疑起到重要作用。供给政策转变后,红军正规化的军事供给体制初步形成,军队建设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指出: “苏维埃财政的目的在于保证革命战争的给养与供给,保证苏维埃一切革命费用的支出。”[14]322
  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给养由自筹到中央财政统一供给,是在财政统一、建立税收的基础上实现的,此后红军的供给实行统一标准。在外部面临紧迫战事、军队供给产生严重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强化供给管理的方式,优先保障革命军队的需求,这是中共在军事建设历程中进行的一次新探索,对于保证党的坚强领导、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语
  中央苏区时期,红军给养由自筹向统一供给转变,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红军的筹款重任,为军队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但不可否认的是,军队供给始终是苏区面临的一大难题,从苏区内部来说,为了巩固和扩大统治区域,不断进行的扩红运动,使乡村大多数青壮年涌入参军,革命根据地的青壮年劳动力处于缺失状态; 此外,当时苏区有能力投入再生产的社会群体,比如富农,在土地革命深入开展后,经济力量削弱,社会再生产能力受到限制。从外部来看,国民党军队历次“围剿”力度越来越剧烈,红军难以从敌方获取相应的物资补给,生存压力加大。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为了克服供给困难,党政机关、军队与民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在外部面临巨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下,通过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基本解决了红军的需求,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赢得了一些空间。虽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被迫实施转移,但新生政权各种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显示出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能在适当的历史机遇中发挥自身优势,突破困境,创造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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