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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红色中华》报的新闻实践与探索
    发布时间:2019-11-01
邱明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教学科研部,江西 井冈山 343600)
   [摘要]《红色中华》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是中央苏区发行最多、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报纸。毛泽东为该报的创立和成长作出了突出贡献,从筹办红中社到打造苏区文化事业名片,从报纸的重要撰稿人到成为报纸的重点报道对象,毛泽东引领着《红色中华》报正确的政治方向,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进程。《红色中华》是毛泽东新闻思想探索和实践的重要舞台,毛泽东新闻思想是《红色中华》办报的灵魂。研究毛泽东与《红色中华》报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今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报;新闻思想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新闻工作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工农民主政权下的人民新闻通讯事业。《红色中华》报是在毛泽东悉心指导下创办的,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苏维埃政权、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中央苏区发行最多、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报纸,是毛泽东新闻思想探索和实践的重要舞台。研究毛泽东与《红色中华》报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今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毛泽东为《红色中华》报做出突出贡献
  《红色中华》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从第50期至85期一度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办的中央机关报),从1931年12月11日创刊到1937年1月25日,共出版324期(部分特刊、副刊以及长征后留守中央苏区出的期次未计算在内)。中间因长征停刊,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恢复出刊。1937年1月,中共中央为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停止出版《红色中华》报,改出《新中华报》。
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自始至终在悉心指导《红色中华》报。从筹办红色中华社到组建首批编辑队伍,从明确办报宗旨任务到打造苏区文化事业的名片,毛泽东均付出了大量心血,为《红色中华》报的创立和成长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筹办红色中华社
  毛泽东、朱德在领导中央苏区第一、二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之后,利用缴获敌人的一部半电台,开始创建无线电通讯部队,并着手筹办苏区人民自己的新闻通讯社。毛泽东认为,不仅要打破敌人军事“围剿”,还要突破新闻封锁,获取更多资讯,传播革命声音,打破敌人文化“围剿”。 1931年11月7日,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社宣告诞生。红中社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办的新闻机构,以编辑出版《红色中华》报为主,兼作通讯社的业务,报、社合一。中革军委专门拨出一部电台给红中社,成立“红色中华报社新闻台” [1] P813,用于抄收国内外新闻电讯。并在给养奇缺的情况下,优先确保红中社的供应。
  (二)组建首批编辑队伍
  毛泽东亲自主持报社编辑挑选工作。开始对内务人民委员周以栗委以重任,指定由他担任报纸主笔,管理报社。后来周以栗因肺结核病严重恶化而长期休养。毛泽东又发现了从莫斯科回来不久、担任闽粤赣特委机关报《红旗报》主编的王观澜理论水平很高,对农民问题很有研究,“是党内最懂农民运动的同志之一” [2],便挑选他担任《红色中华》报主编。还选调了多才多艺、能文善舞的李伯钊协助做具体的编辑、校对工作。早期报社编辑部只有5人左右,承担了大量组稿、撰稿、编稿、校对、排版、印刷以及通讯社任务,工作非常繁忙。这批编辑政治素质强,业务精干,为《红色中华》报的创立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三)明确办报宗旨和任务
  在毛泽东领导下,《红色中华》明确了办报宗旨:“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为贯彻办报宗旨,报纸明确了三大任务:“第一要组织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第二要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第三要尽量揭破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进攻革命欺骗工农的阴谋,与反动统治的内部冲突崩溃,及一切政治内幕” [3] 。《红色中华》报按照三大任务来开展工作,广泛开展新闻舆论和政治宣传动员工作,记载和反映了土地革命战争后半期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斗争情况,记述了苏区人民可歌可泣、艰苦英勇的斗争,也比较具体地反映了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中走过的复杂曲折的道路。它在激励苏区人民为伟大的解放事业而斗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打造苏区文化事业的名片
  毛泽东把《红色中华》报作为苏区文化事业的名片,在红中社成立不久,就带着宁都起义领导人赵博生、董振堂等来参观访问。《红色中华》报步入正轨后,由项英具体分管。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管理,但一直密切关注报纸发展,经常在工作间隙到访红中社,指导新闻工作。《红色中华》报在前期基本沿袭了毛泽东的办报思想,按照既定的方针和风格办报,出色完成了党和苏维埃政府赋予的光荣任务,赢得了苏区群众的广泛好评。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报纸在新闻宣传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成绩:“中央苏区现在已有大小报纸三十四种,其中如《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至四万份,……证明群众的文化水平是迅速地提高了。” [4] 1933年初,党中央从上海搬到中央苏区后,对报纸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影响,《红色中华》报一度偏离了正确的办报方向,“常常带有一些‘左’的倾向。”[5] 《红色中华》报在陕北复刊后,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1936年12月8日,毛泽东亲自题写报头,书法雄健有力、豪迈洒脱,成为该报的品牌标志。
  二、毛泽东是《红色中华》报重要撰稿人之一
  毛泽东积极为《红色中华》报提供了大量稿件,是该报重要撰稿人之一。据统计,该报刊登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文章或以毛泽东名义签发的政策文件约200篇左右,是中央苏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中提供稿件最多者。其中,以毛泽东名义(兼与周恩来、朱德、项英、张国焘等人)签发或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等名义发表的政策文件,共约172篇;亲自撰写的署名文章6篇;所作的会议讲话、报告、结论,共约10篇;以接收记者采访的方式发表谈话6篇;领衔联名发表书信3篇。毛泽东的稿件或高屋建瓴、纵论时局,或一针见血、痛砭时弊,内容全面,思想深邃,成为《红色中华》报革命的旗帜,引领了新闻舆论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
  (一)毛泽东签发的政策文件
  这些政策文件反映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理念、纲领和举措,全方位展现了苏维埃区域武装斗争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情况。
  一是法律规章制度决议类约23篇,包括宪法、法律、条例、办法、决定、决议等。主要公布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组织法、婚姻条例、司法程序等。文稿重点反映了毛泽东对经济问题的重视。据王观澜回忆:“生产如何发展?与战争如何结合?战争第一,生产、生活如何办?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些问题不解决,革命战争能不能维持,就成为大问题。”[6] P308毛泽东以很大的精力来抓经济建设,主持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保护工商业投资、规范民间借贷、发展粮食合作社、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等条例,建立国库,整顿财政,并对春耕夏耕、乡村工人分配土地及保留公田、耕牛粮食、植树等关系民生的问题都做了具体规定,为300万中央苏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保障。
  二是政府政令类约76篇,包括训令、通令、命令、指示、紧急动员令、信等。主要发布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施政指令、工作指示,开展选举、节俭经济、优待红军、查田等运动。文稿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如何组织开展战争动员和后勤工作。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下达了一系列政令,大力扩大红军,落实红军优待条例,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动员群众借谷,镇压内部反革命,打破敌人封锁,积极发展赤卫队、少共师,组织运输队、卫生队支援前线,为10余万红军和机关工作人员提供了强大后盾。
  三是政府公告类约31篇,包括布告、宣言、告书、通告、悼文、誓词等。主要发布“一苏大”“二苏大”的布告、宣言、人事,人民委员会历次常会的会议内容,对外宣言等。文稿重点反映了毛泽东的对外工作,针对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代表苏维埃中央政府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中国,发布“对日战争宣言”;针对国民党,毛泽东表明苏维埃政府立场,坚决反对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签订卖国协定、出卖华北及平津等无耻行径,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针对上海美亚绸厂工人罢工等国内革命活动,毛泽东发表声明,援助支持。
  四是工作报告书类2篇,主要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一周年、两周年纪念时向全体选民发布的工作报告书,分析当前形势,总结一年工作,汇报下年打算。
  五是电文类约40篇,包括通电、电、嘉电、贺电、唁电、外交电文等,主要登载苏维埃中央政府即时性的电文,如对前方红军胜利的嘉奖,祝贺国际反帝非战代表大会召开,追悼鲁迅先生等。在“二苏大”发出的5封大会要电中,唯一一封毛泽东署名的电文是“给东北人民革命军及义勇军” [7] ,反映了毛泽东对东北抗战的极度关注和支持。
  (二)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署名文章
  这些文章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对查田运动、战争动员、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调查和思考。
  一是关于查田运动。1933年6月,毛泽东连续撰写3篇文章,指出“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 [8] “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 [9] “查田运动中坚持执行阶级路线” [10]。文章详细阐释了查田运动的背景、意义、方法、举措、步骤,对争取大多数群众为消灭封建残余而斗争、改造苏维埃、肃反工作等问题进行了部署,对当时“左”倾路线下查田运动“过头”的态势进行了纠偏。
  二是关于战争动员。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1933年7月,毛泽东在“八一”特刊上发表《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号召苏区军民树立必胜信心,把一切献给战争。要保障红军给养与群众生活必需品的供给,打破敌人经济封锁,争取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要反对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者,也要“反对‘左’倾的空谈与胜利的宿命论者” [11] ,对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盲目自大进行了批评。
  三是关于经济建设。为稳定苏区货币,1933年8月,毛泽东以“东”署名发表《开展拥护国币的群众运动》,指出:“国币是发展国民经济、便利群众交易的工具。政府对于国币流通量及其信用,是有一定计划与充分保证的” [12] 。文章详细阐述了政府对保护国币流通的方法,对稳定市场、树立信心起到积极引导作用。
  四是关于文化教育。1934年9月,《红色中华》登载了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由特约通信员王昌期收集整理的文章《苏区教育的发展》,文章根据毛泽东在“二苏大”上的报告素材整理而成,论述了苏维埃政权下教育工作是“一个自由的新的光明天地” [13] 。
  (三)毛泽东所作的会议讲话、工作报告等
  一是在“二苏大”的讲话和报告。毛泽东在“二苏大”上先后作了5篇讲话,分别是开幕词、政府工作报告、报告结论、紧急动员报告和闭幕词。其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是一篇重要历史文献,全文4万多字,报告分析了中国与世界革命发展的形势,总结了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苏维埃运动的经验,阐述了苏维埃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对苏维埃民主制度、土地革命、财政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教育等做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提出了当前的具体战斗任务。在《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中,毛泽东着重强调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对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和赢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性,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14]在得知蒋介石兵分三路正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时,“二苏大”主席团决定缩短会期,并推毛泽东向大会作《关于紧急动员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团结一致争取彻底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并提出努力扩大红军、加紧赤色戒严等七项紧急任务。[15]在《大会闭幕词》中,毛泽东指出了革命胜利之后的光明前景:工农民主专政还不是我们最后的目的,我们还要走到更远的地方,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16]
  二是在其他重要会议上所做的讲话。《红色中华》先后登载了毛泽东在八县区查田运动大会、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会议以及“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5篇讲演词,其中,《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在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的报告》阐述了经济建设工作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是一篇传颂一时、影响深远的佳作。[17]
  (四)毛泽东以接受记者采访的方式发表谈话
  毛泽东先后接受《红色中华》报记者6次采访,内容包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揭露蒋介石政府卖国行径、呼吁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1934年4月下旬,就日本外务省发表关于对华政策致列强通牒一事,毛泽东发表谈话,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指出:“日本外务省最近的通牒,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18]最后强调苏维埃中央政府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企图。7月31日,毛泽东就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问题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吞并中国的新进攻,中国民族已经到了极端危急的关头。[19] 1935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谈话中重申“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签订反蒋的作战协定” [20],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中国领土的解放和完整。1936年1月,毛泽东与红中社记者的谈话通过上海工人通讯社发表在《救国时报》上,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所谓的“华北自治”、一二·九全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等问题表明立场。[21] 6月8日,毛泽东就日本增兵华北与西南出兵北上抗日发表谈话。10月15日,毛泽东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表谈话,表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极大诚意,下令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如南京政府诚能顾念国难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苏维埃愿以全力援助,并愿以全国之红军主力为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22]。在接受记者访谈中,毛泽东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立场和坚决意志,同时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时局变化从“反蒋”到“联蒋”,体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
  (五)毛泽东领衔联名发表的书信
  主要内容是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领衔46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要求“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并提出:“只要内战一停,合作门径一开,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得解决。”[23] 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联名致信傅作义,祝贺绥远守军抗日获胜,称赞“足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24]12月1日,毛泽东、朱德等十九人联名致信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25]书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民族大义而顾全大局、一致对外的宽阔胸襟,同时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策略。
  三、毛泽东成为《红色中华》报重点报道对象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享有崇高的威望,其公务活动成为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据统计,毛泽东在《红色中华》报的相关报道达到40多次,是报道次数最多的中央苏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
  (一)新闻报道生动展现了毛泽东的领袖风范
  苏维埃政权建设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全新事业,需要领袖凭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坚忍不拔的政治毅力和一心为民的政治魅力,带领苏区人民一起披荆斩棘、开创新局。毛泽东就是这样的领袖,他拖着病体,日理万机,为革命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无论是贫农团代表、少先队长、红军家属等各界会议,还是赠旗、阅兵、揭幕等各项活动,毛泽东处处发表讲演,发动群众,推动工作。有时在讲演中,毛泽东“病后新痊的身体,面色还带些苍白,虽然为了准备这一大会的工作他曾废寝忘食,但是现在他的精神却仍是非常的焕发。”[26]每一次毛泽东的报告“语句非常之浅显,非常之详细,把每一件事实都说得津津有味,使台下听众没有一个感到疲倦的,虽然一共报告了有三小时之久。”[27]毛泽东讲演极富个人魅力,常常用最通俗的语言和最质朴的辞藻,中间掺着许多动人故事,使全场静肃得像屏住了呼吸一般。每个代表聚精会神地听着报告,不时被诙谐语句引得哄堂大笑,“热烈的口号声不断地从代表中间喊出来。当他每次向群众发问时,听众便像雷一样地答复他。当他的报告完了时,鼓掌的声音便响彻了整个的会场。”[28]这些新闻细节描述,清晰地展现了毛泽东一心干革命、全意为人民的领袖风范。
  (二)新闻报道饱含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
  在中央苏区大部分领导人的新闻中,大部分是直呼其名,或者加上“同志”二字,而唯独对毛泽东,很多新闻报道是尊称“毛主席”。在国际反帝反战大会、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代表大会和工人国家企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斯大林等人一起被推举为名誉主席。毛泽东成为各地完成工作任务后争相报告的对象,不仅被推举为《八县查田运动的竞赛条约》的证明人,还被推举为《各县粮食部长订立秋收借谷的竞赛条约》的公证人。检查组巡视博生县、胜利县查田运动后,纷纷给毛泽东写信,刊发在报纸上,对全苏区查田运动起到示范作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延安人民举行盛大仪式,“欢迎抗日领袖毛主席” [29];在志丹县的十月革命节,毛主席作了动人的报告[30];在庆祝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盛大联欢会上,毛主席做了精彩的训词,美国同志马韩德还唱起了美国歌[31]……从这些新闻报道中,可以真切感受到苏区干部群众对毛泽东发自内心的尊敬与拥护。
  (三)新闻报道回顾了毛泽东的革命功绩
  《红色中华》报在1933年“八一”特刊和文艺副刊“八一”纪念专号中,登载了何长工撰写的文章,讲述毛泽东、朱德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的艰难历程;以诗歌、独幕剧、小说的形式,歌颂朱毛领导红军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光荣历史,表达了苏区军民对毛泽东、朱德的敬仰之情。在工农剧社举行纪念“八一”晚会时,新闻提到晚会“特别邀请毛主席讲演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对于红军的历史,毛主席真所谓是了如指掌。他用着讲故事一般的神气,滔滔恰如瓶泻水似的说下去,使全场同志感到无限的兴趣。他从南昌暴动与秋收暴动说到叶贺南征与伟大的广暴,又说到井冈山的斗争……”[32]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已经受中央“左”倾路线排斥,《红色中华》报登载这些新闻,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正确路线怀念和呼应,反映了民心所向。
  (四)新闻报道凸显了毛泽东的智谋韬略
  毛泽东雄才伟略,足智多谋,曾经有红军将士模仿京剧《空城计》的唱段,将黄洋界保卫战的故事改编成新剧《毛泽东空山计》,将他誉为“诸葛亮”, 新剧风靡一时。[1]P827新闻媒体经常被毛泽东巧妙运用于革命斗争之中,取得战场上得不到的奇效。比如1934年8月,中共中央处于战略意图考虑,突出宣扬红七军团北上行动。毛泽东专门接收《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指出抗日先遣队即将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这支先遣部队“有充分的战斗力,配备了充足的火力,战斗员指挥员都是质量很好的曾经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表现了最大的英勇” [19]。毛泽东随后在瑞金“八一”阅兵典礼和红军家属代表大会上,都论述了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意义。从8月1日到9月21日,《红色中华》报在第一版连续刊登14条电讯稿,报道抗日先遣队北上的胜利消息,最多时一天刊登4条。红七军团突然在闽中地区出现和新闻“烟雾弹”的迷惑,引起国民党当局震惊和恐慌,立刻调集重兵“围剿”,从而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南下粤赣边界开始长征赢得了宝贵时间。又比如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共谈判的关键时刻,日本人企图挑拨国共关系,大肆造谣说“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胜利的直入西安,实颇足为西安布尔什维克化之特征”。毛泽东干脆在《红色中华》报上直接转载日本谣言并揭露其险恶目的,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无耻造谣,企图将中国的抗日人民均认为赤化,以便造成他的‘防共协定’在此‘反赤’的大旗下,策动中国的亲日派制造中国内战” [33],从而让谣言不攻自破。
   四、毛泽东新闻思想是《红色中华》报的灵魂
  毛泽东在领导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中,对党报的性质、任务、功能、方法等作出了许多精辟的理论概括,解决了党如何运用新闻媒介和舆论手段,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苏维埃政权建设、开展政治斗争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独特鲜明的新闻理论,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进程。《红色中华》报从创办之日起,就成为毛泽东新闻思想不断探索和实践的重要舞台,并在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指引下宣传革命、发动群众、组织斗争、指导工作,可以说,《红色中华》办报的灵魂,就是毛泽东新闻思想。
  (一)党报是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
  毛泽东认为党报是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主张要用报纸“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 [34]P5。在井冈山及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把宣传工作当做“红军的第一个重大工作” [35]P96,主张“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 [36]P192,把报刊当做“发动群众的一个有力的武器” [34]P31,发挥一枝笔杆子抵得上“三千毛瑟精兵” [37]P636的特殊作用。毛泽东认为,党报既是对敌斗争的武器,又是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指导工作的工具。这种党报“武器论”,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思想的发展和提升,实质上是把舆论宣传看成和枪杆子同样重要的斗争工具,极大地提升了党报的地位,提高了人们对党报价值的认识,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极为宝贵的革命宣传思想。在党报“武器论”的影响下,《红色中华》报紧密围绕党政中心任务,推进政权建设,服务革命战争,呈现出鲜明的战斗性、突击性和鼓动性。
  一是在办报理念上具有战斗性。《红色中华》报明确提出要成为“战斗动员有力的喇叭”和“推动工作有力的武器”,要把报刊作为“锐利武器之一”“纸面上的枪支子弹”,不仅要做“集体的宣传者”,而且要做“集体的组织者” [38],成为“苏维埃运动中一个最有力的战士!”[39]在这种理念支撑下,《红色中华》报鼓舞调动了根据地千百万人民为工农民主政权而斗争的积极性,成为了党和政府用来组织战争和经济动员的有力武器。《红色中华》报对敌人是辛辣嘲讽,无情打击,比如针对国民党着手准备 “围剿”苏区,新闻多次嘲讽“蒋介石又来送枪了”;针对西安事变后汪精卫的三次言论放出的“空头支票”,新闻评论撕开“汪精卫的新支票” [40]的真面目,揭露亲日派假和平、真投降的伪善嘴脸。
  二是在栏目设置上具有突击性。《红色中华》报在324期中先后开设了270多个栏目,除了“社论”“要闻”“专电”“苏维埃建设”等20多个常设栏目,其他大部分是根据战事和建政需要而临时开辟的专栏,有的专栏只出现了一两次,比如“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五卅’示威进行曲”“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等,具有短平快和快速突击的特点。
  三是在宣传风格上具有鼓动性。《红色中华》经常以报社名义发出号召,帮助党和政府进行战争动员。很多标语和口号都极具宣传力量,比如“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新纪录”“响应红色中华号召的巨浪”“用我们的血与肉保卫我们的苏区”“给一切官僚主义者和开小差退却逃跑主义者以无产阶级铁锤痛击””“在国民党统治下我们是牛马、有了苏维埃我们是主人”等。在各项运动中采取动员竞赛的方式,直接张榜公布“红匾”“黑匾”,奖优罚劣,形成各地各部门你追我赶的火热态势。
  (二)党报要坚持党性原则
  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观点,也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核心要义。毛泽东认为,党报的功能是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交给群众,使群众了解党的正确主张,从而扩大革命的影响力。他明确指出:“我们目前对一般工农群众的宣传,须极力揭破军阀及豪绅欺骗工农政策,多发表本党的主张。”[36]P193这种党报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观点,日后发展成了毛泽东“政治家办报” [34]P215的新闻思想。《红色中华》报忠实的恪守了党性原则。
  一是新闻报道体现了鲜明的阶级立场。《红色中华》报是苏维埃政权与反动势力作尖锐斗争的产物,肩负着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使命。它大量登载红军发展的消息,把斗争的形势向群众公布;大量登载苏维埃建设的文件,把争取斗争胜利的一切必要武器告知给群众;大量登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息,把实现共产主义的激情和勇气向群众传递;大量登载白区阶级剥削、列强压迫、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消息,将两种社会制度的比较摄取给群众……整个新闻报道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二是宣传党建的知识理论。《红色中华》报专门开辟了“党的生活”栏目,宣传党的基本知识,比如利用马克思的生日介绍伟人的一生,教育基层党组织如何举办支部流动培训班,教育基层党员如何缴纳党费、保卫党证等,栏目对宣传普及党务工作、交流党建经验起到积极作用。
  三是积极发挥“喉舌”功能和作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机关报要真正成为“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 [41]P275。《红色中华》作为“苏维埃政权下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的喉舌” [42],不仅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深入群众了解民生疾苦,充分反映人民的利益要求,发挥好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作用。比如在报道各地落实《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中,《红色中华》报对个别地方肤于表面的官僚主义做法进行了批评报道,当地苏维埃干部迅速进行了纠正,得到红军家属的赞扬。
  (三)党报要倡导坚持群众路线,实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
  毛泽东提出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是对党报贯彻群众路线的高度概括。在他看来,党报的服务对象是群众,必须依靠全党的力量,发动群众来办。这实质就是党报工作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走群众路线。《红色中华》报在办报过程中贯彻了这一思想。
  一是新闻内容与群众密切相关。《红色中华》报在创办初期,就提出办“中国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报纸” [43]。其登载的消息与群众息息相关,既有关于婚姻条例质疑的问题与解答,又有开办托儿所对革命家庭生活的改善,既有各地热烈慰劳红军伤病员,又有投诚过来的白军战士的血泪控诉,还有卫生防疫、消灭禾虫、简易防空防毒法等小知识,全是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事,引起了群众阅读的极大兴趣。
  二是宣传方式让群众易于接受。《红色中华》报反复强调各项战争动员工作绝对不能搞摊派式、命令式,要多做群众工作,宣传各项运动的目的意义,让群众主动接受和积极参与。报纸介绍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法。比如一位宣传队员通过唱山歌的方式,吸引群众来夜校听宣讲。[44]又比如一个夜校教员向群众宣传抗日反蒋,先画一张中国地图,采取问答晚会的方式,深入浅出的讲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多少国土,国民党反动派出卖了多少国家利益,引起了群众极大愤慨。[45]
  三是新闻编排符合群众阅读习惯。毛泽东对登消息的次序,要求“本乡的,本区的,本县的,本身的,本国的,外国的,由近及远”,群众才会“看得很有味道” [34]P29。《红色中华》报在创办初期,新闻编排基本上按照这个原则,先登苏区消息,再登白区消息,最后才是国际消息,常常配有生动的漫画插图。群众通过由近及远的阅读,通过耳濡目染的感知,心理上自然而然对党和红军树立信赖之感。但在中央苏区后期,受“左”倾路线影响,《红色中华》报往往把苏联的消息放在头版头条等重要位置,号召“武装保卫苏联”,群众对遥不可及的苏联没有感性认识,心理上自然产生了疏离感。
  四是坚持群众办报的方针。毛泽东主张让党员和群众参与办报,反对由少数专家关起门来独自办报。这是他为党报工作确定的一项原则。《红色中华》报编辑部最少时只有四五个人,最多不过十几人,大部分工作是依靠通讯员和工农读者来做。报社争取让“每一位读者都做我们的通讯员” [46],在各地各部门发展了200多名通讯员,并建立通讯部,增设“写给通讯员”和“读者通讯”专栏,加强对通讯员的指导。因为坚持了群众办报,《红色中华》故能在编辑记者极少的情况下不断提高质量、扩大影响。
  (四)党报要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毛泽东一生崇尚实事求是,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47]P109的著名论断。他曾经为报社记者题写“多想”二字,鼓励记者多深入基层,多观察思考。王观澜就在毛泽东指导下,参加查田运动调查研究,为中央起草了解决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文件。《红色中华》报秉承了这种工作方法,让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蔚然成风。
  一是指导通讯员开展调查研究。《红色中华》报在“红角”栏目刊登“写给通讯员” [48]系列文章,指导通讯员要跑到田野里,找几个农民同志来谈话,考察他们如何秋收秋耕;要跑到村子里,找乡代表、红军家属,或者普通雇农、贫农、中农,了解他们实际生活和战争动员工作情况;要跑到各个机关和部队里,找负责同志了解最近工作情形,找普通战士了解战斗情况。只有这样,才能积累收集大量第一手材料,为写新闻通讯打下基础。
  二是组织开展调查研究的新闻竞赛。为了征集来自基层一线的新闻稿件,《红色中华》报举办“春耕运动征文的竞赛” [49],鼓励通讯员深入基层,采访最鲜活的新闻。红校政治部响应号召,成队下乡帮助红军家属春耕,并对耕田队、犁牛站、播种日期、种子改良、肥料等问题进行调研,写成报告“在田野里——春耕运动的实际材料”刊登在《红色中华》报上。象这样鲜活生动的新闻,在《红色中华》报上比比皆是。
  (五)党报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
  《红色中华》报在毛泽东倡导和要求下,积极顺应和遵从新闻传播的内在规律来办报。
  一是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毛泽东说,党报容不得有任何虚假的成分,要求“严禁扯谎,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有一万,白军本有一万说只一千。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他专门强调,党的报纸“不靠扯谎吃饭” [34]P29。《红色中华》报始终恪守了这一原则,不编造虚假新闻,不传播谣言,即使在刊登内容中发生了小错误,发现后会及时在下期报纸中刊发更正启事,在群众心目中树立权威性,增强公信力。
  二是坚持新闻时效性原则。时效决定成效,速度赢得先机。没有时效性就没有新闻。毛泽东对编印党报的要求,第一条就是“要快” [34]P29。《红色中华》报克服条件简陋和人员紧张的困难,从每周1期发展到每周2期,再到双日刊,在时效性上大大增强了,并且增设“最后来电”栏目,第一时间刊发前线红军胜利的消息,在新闻传播上赢得了主动。
  三是运用简朴生动的文风。毛泽东主张新闻文风要简短精悍,生动活泼,尽量用群众语言,要“用本地的土话”“不会写本地的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34]P29《红色中华》报始终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广泛运用群众的土话、俚语、口语、俗语,有时还刊登山歌,让受众印象深刻。比如中央苏区大部分为客家人聚居区,在新闻中时常出现“捱”(客家话“我”之意)、“冇”(客家话“没有”之意)的字句,让苏区群众读后很感亲切。
  四是开展新闻舆论监督。毛泽东认为,新闻舆论监督是揭露腐败、反对官僚主义的有力武器,要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红色中华》报开设了“突击队”“警钟”等栏目,专门用以揭发中央苏区内部的贪污腐败案件以及干部的不良作风,尤其对官僚主义作风进行深刻揭露和无情打击,让这些官僚主义分子“滚出苏维埃”。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8月对“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 [50]。这就需要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了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初心和使命,了解历史上我们党进行新闻创业的艰辛与执着,了解今天新闻事业发展成就的来之不易。
  《红色中华》报是我们党在一穷二白、极端困难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新闻奇迹。尤其是毛泽东在《红色中华》报创造性地开展新闻舆论工作实践与探索,为日后“党管媒体”“政治家办报”“向群众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反对‘党八股’”等毛泽东新闻思想主要观点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办报学说,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党的新闻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推动革命斗争深入发展起到巨大作用。毛泽东在《红色中华》报的新闻舆论工作经验,是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我们今天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尤其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精髓,结合新闻舆论工作的新形势新特征新任务,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卓识的新观点、新思想、新要求,为今天做好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闻舆论观,汲取毛泽东在《红色中华》报的历史经验,守正创新,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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