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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
    发布时间:2019-10-14
朱万红
  周恩来军事思想有继承有创新,可谓独树一帜。周恩来在中央苏区领导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首创了大兵团伏击战的光辉典范,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敌进我进,制敌机先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回到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周恩来亲自挂帅,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与朱德一起领导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 ”战争。他在总结吸取毛泽东领导的前3次反“围剿 ”战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在战略战术方面又有新的发展和创造。
  1932年10月,国民党“围剿 ”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得手后,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总指挥,调集40万重兵转向中央苏区,对中央苏区形成左、中、右三路包围态势。并以主力扼守支点,以小部进扰苏区阻我主力出击,企图以包围阵势配合经济封锁,达到其“围剿 ”苏区的目的。周恩来对这一实情作出准确判断后立即决定,乘敌部署尚未完成,仍取守势之际,集中我军兵力向敌较为空虚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发起进攻。
  10月16日,周恩来随红军总部从广昌出发,果断发起建黎泰战役。10月18日至24日,连续攻克闽赣边界的黎川、建宁、泰宁、邵武、光泽5座县城。拓宽了赣东、闽北的局面,初步打通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此役后,又发起金溪、资溪战役。11月16日至19日,再克资溪和金溪。使苏区扩大了数百里地域,使闽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为全面粉碎周恩来发出的有关反“围剿”的部分电报敌第四次“围剿 ”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实,周恩来选择的进攻方向和所要达到的目的正与毛泽东的设想暗合。早在8个月前的“江口会议 ”上,毛泽东曾提出红军主力应向赣东北方向出击,以打通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周恩来在签发这次战役计划时还特别注明:“如有便,请送给毛主席一阅。”他根据战局确定“制敌机先 ”的作战原则和突破内线转为外线作战的军事部署,与前3次反“围剿 ”战争相比,确有新的发展和创造。
  歼敌为主,略地次之
  建黎泰、金资战役使得国民党当局惊恐难安。南昌53个国民党团体连电蒋介石,谓“近日赤匪乘隙倾巢进犯,陷金溪,掠东乡,占崇仁,围临川,逼近南昌,人心震动,岌岌可危,设有疏虞,赤匪且沿江顺流而下,径薄安庆,旁溃湘鄂,漫延闽浙,东南半壁,从此休矣 ”。可见主动出击建黎泰、金资溪对敌军战略部署破坏之重、威胁之大。1933年1月29日,蒋介石被迫亲抵南昌,自任“剿匪 ”总司令,重新部署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他以陈诚的中路军10个师为主攻部队,分成3个纵队同时推进,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
  大战已迫在眉睫,然而后方中央局成员仍然掣肘红军前线的统帅,要求周恩来、朱德强攻国民党驻有重兵的南城和南丰城。
  金资战役后,周恩来本拟指挥红军主力乘胜北上贵溪,与闽浙赣红十军配合,在运动中歼灭抚、赣流域敌军的有生力量,使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可是,与其建议相反,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多次致电周恩来:要求红军所有主力“先攻取南城、黎川、广昌,再进攻和取得南丰”。
  南丰城位于盱河西岸,敌视其为进攻中央苏区的中心基地,驻有5个主力团,兵力达两万余人,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如果强攻,势必暴露目标,易处夹击之不利,而且容易相持耗时、加大损伤。正中敌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的企图。
  然而,在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下,后方“左 ”倾领导无视前线战局的变化,仍坚持要求主力红军强攻南丰城,还警告说:“我们绝对地要你们在将来关于策略上的问题立即告诉我们,不要拖延过迟,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指示。”周恩来连续几次回电中央局陈述强攻南丰城的不利因素:“中央累电催我们攻破城防,与我两电所陈战略实有出入。但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
  在战争实践中,重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思想,后来被周恩来概括为“歼敌为主,略地次之 ”,成为了我军的基本作战原则。这与毛泽东“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 ”的思想完全一致。在第四次反“围剿 ”战争中,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这一军事思想,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集中兵力使我军在局部战场上形成优势,在运动中以较小代价、各个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机断“权变”,撤围南丰
  前方战争局势的急速变化,已不容许红军内部对作战方针再进行充分讨论了。然而,后方中央局的“左”倾领导对强攻南丰城仍然不作让步,尤其是博古到瑞金后声色俱厉地指示:“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电文咄咄逼人,不容周恩来等再作变更。
  2月7日,周恩来不得不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攻打南丰的军事部署。但他声明:“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还同朱德、王稼祥联名再次致电:“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而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对这些意见拒不理睬。无奈,周恩来、朱德鉴于“在军事上必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的约束,只好在9日率红军主力于黎川附近集结、向南丰开进,12日傍晚发起全线进攻。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敌人凭借坚固工事固守待援,激战一昼夜,我军伤亡400多人,更为危险的是,敌军增援部队纷纷出动,三路分进,企图将红军主力合围于南丰城下,一举加以歼灭。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等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不待请示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立刻改变原有军事部署。命令部队撤围南丰城,改强攻为佯攻,将主力四五万人撤至南丰西南的东韶、洛口一线隐蔽休整,待机歼敌。这次南丰撤围是第四次反“围剿”中决定胜败的关键性决策,它使我军从被动转为主动,掌握了战争主导权;同时也牵动了敌情,有利于制造战机,便于我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军。南丰撤围的经历,让周恩来深刻认识到前线指挥员机断“权变 ”的重要性。因为战局时刻在变,只有赋予前线指挥员以机动专行之权,充分发挥其指挥战斗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才不至于贻误战机。这一作战经验,对我军在后来的军事实践中,如何合理地处理统帅的集中指挥与前线指挥员机断专行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有益借鉴,并形成了统一的思想认识。
  诱敌深入,伏击歼灭
  战斗形势正朝着周恩来所预料的那样发展。2月26日,原驻乐安的敌军第一纵队第五十二、五十九师,被我军伪装成主力的第十一军所吸引向东推进,准备配合其主力寻歼红军于黎川地区。在行军中,敌右侧翼完全暴露在红军主力面前。当天,周恩来迅速抓住战机,命红军主力连夜秘密北上,隐蔽于宜黄南部黄陂一线山区。而敌两个师由于受红军第十一军佯动的迷惑,加上山高雾大和群众封锁消息,始终没有觉察到红军主力所在。他们毫无戒备地进入红军伏击圈内。27日下午,拥有优势兵力的红军主力出其不意地发起猛攻。经两天激战,基本歼灭这两个师并活捉敌两师长。
  在黄陂战役中,周恩来灵活地运用毛泽东领导的前3次反“围剿 ”战争的宝贵经验,以“诱敌深入”为作战的基本方略,大踏步地后退或前进;采用内线作战原则,开辟人民战场,积极地作好防御准备,陷敌于苏区内部的“汪洋大海 ”之中;采取敌进我伏、敌分我打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歼敌有生力量。不仅如此,周恩来得心应手、随机应变地运用这一作战方针和原则,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战的光辉范例。
  黄陂大捷后,红军主力主动撤回宁都县东韶、南团、小布地区隐蔽休整,伺机再次歼敌;而敌军第二、三纵队急忙掉头西援,不甘心失败,企图寻歼红军主力,但未得逞。3月上旬,敌陈诚改变作战部署,将原来的“分进合击”战术改为“中间突破”的打法,以6个师分成前后两个纵队,用交叉掩护的办法向广昌推进,企图攻占广昌县城、截断红军退路。此时,敌军将两个纵队靠拢一起,行动谨慎,不便于红军分割歼灭。为了迷惑、调动和分散敌人,周恩来又命红军一部兵力向广昌西北开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积极活动,吸引敌前纵队加速前进,以拉开其前后两纵队之间的距离。敌军果然中计,误以为红军主力已转往广昌,令其前纵队加速向广昌前进;与此同时,经过休整补充后的红军逼近草台冈、徐庄地区隐蔽待机。3月20日,在我军一部的引诱下,敌前后两纵队之间逐渐拉开百里距离。敌后纵队在山路上一字排开,敌第十一师已到达草台冈、徐庄时,第九师还在东陂,中间隔着一座雷公嵊大山。敌第十一师孤军突出,行进在险峻的山路上,前后难以呼应。周恩来抓住战机,立刻命令:“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21日拂晓战斗打响,异常激烈,持续到下午1时,将敌十一师、五十九师残部基本歼灭;次日,又在东陂歼敌九师一部。黄陂和草台冈这两个战役,共歼敌近3个师2.8万人。至此,敌军向抚州方向退却,红军终于取得第四次反“围剿 ”战争的胜利。这次胜利,使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完全贯通,中央苏区得到扩大和发展,达到鼎盛时期。陈毅闻捷报后欣喜赋诗:“工农儿子惯征战,四破铁围奇中奇。”毛泽东也盛赞取得了“空前光荣伟大胜利”,给蒋介石“以最致命的打击”。
  周恩来在此役中战略战术的“源头活水 ”,就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他在领导这次战争中形成的重要军事理论和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成为全党全军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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